毋忘九·一八：七十二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这血泪国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严重步骤，是日本妄图独占我国东北，灭亡中国，称雄亚洲的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行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乘美英帝国主义困难重重，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内战的时机，从各方面加紧侵华战争的准备：（1）大造侵华舆论。从军政头目到法西斯团体，疯狂叫嚷只有侵占中国东北，才能"安定经济秩序"，扬言"满蒙问题，必须以武力解决。"（2）大力扩充军备。1930年日本审核开支占国家预算的28.5%，居世界第一位。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不断扩大军事工业，同时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作了转产军火的准备。1930年，日军已扩充到23万人。（3）加紧军事部署。从1929年起，关东军先后组织了四次所谓"参谋旅行"，到长春、哈尔滨、洮南、锦州、山海关等地进行现地侦察，刺探军情。1930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田俊六少将亲自到我国东北侦察地形，密谋策划。1931年6月，日本统治集团制定了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指令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共同拟制具体作战计划。这样，"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计划，就由关东军主任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炮制出来。7月，加强了关东军的独立作战体制，并从日本增派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同时 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将旅顺要塞两门重炮秘密运动沈阳，以备攻城使用。命令骟朝鲜的日军开到图门江岸，待机行动。8月，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动，派当过军阀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的侵华老手本庄繁，充任关东军司令官。9月上旬，日军加紧进行"攻城"、"夜间偷袭"等军事演习。（4）制造借口，抱起事端。1928年6月4日，关东军一手制造了炸毁张作霖专利的"皇姑屯事件"。这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计划、独立守备队东宫铁男大尉指挥日本工兵干的，无疑是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1931年6月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则是这一火药桶上的导火索。
"万宝山事件"，是发生在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竟用机枪在中国土地上向中国农民进行扫射，并利用"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各地煽造排华惨剧，致使在朝华侨损失惨重，仅平壤一地便有126人死亡，损失财产达二千余万元。日方还向中国提出数项无理要求，妄图扩大事态，以"保护朝侨"为名出兵东北。
"中村大尉事件"实际是一起间谍案。1931年6月6日，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在兴安岭索伦一带进行间谍活动，被我军发现并予以逮捕，从其供词中还证实其为日本参谋本部所派，并有大量物证。团长关玉衡果断将其处决。日本借机大肆搜查。日本右翼团体也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对政界拼命活动。可以说，"中村大尉事件"将战争推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1931年9月18日夜，由于临近中秋，一轮满月高挂于清澈的夜空，皎洁的月光笼罩着东北三千里江山，给大地一片洁白的宁静。白山、黑水仍像往常一样，抚慰着广大东北人民进入甜蜜的梦乡。
然而，就在这片不容玷污的洁白之下，有一群人却正在做着"贼喊捉贼"的丑事。他们便是日本关东军柳条湖分遣队长河本未守中尉和他手下的一队士兵。这位关东军中精通爆破技术的年轻中尉正在紧张地测算着炸药的剂量，他的上司今田大尉一再强调，要将铁路路轨断开，但必须保证火车正常通行。河本中尉也清楚，这条铁路是大日本帝国在东北的交通要道，一旦断线，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河本中尉安装炸药之时，奉天城内，城北关东军作战室里，板垣征四郎大佐也显得焦燥不安，这位日后屠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刽子手此刻心中毫无把握，在作战室中走来走去，一边用日本话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人生之途，当全力以赴。"这是他的座右铭。他从军已30多年，经历过日俄战争的炮火考验，成为一名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今天，他作为一名最高指挥官，来打响大日本帝国侵战满蒙的第一枪，他又显得莫名的兴奋。
奉天（今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由于东北的9月，天气已有凉意，经过一天操劳的东北军北大营第7旅的将士们伴着窗外皎洁的月光渐渐进入了梦乡。营前，只有几名哨兵抱着枪来回踱步以抵御四周的寒气和睡意的困挠。而此刻，离大营不远的高梁地里，几百双贪婪的眼睛，从四百八方紧紧盯住北大营的营门，这眼光，似恶狼，闪现着扑食前的焦灼、紧张、兴奋和残忍。
夜，更深了，10时20分，随着河本中尉一声令下，"轰！"一声巨响，柳条湖铁路爆破成功。几分钟后，日军开始炮击北大营。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迅速接近北大营西南角，然后用1个小队切断第七旅的退路。621团首当其冲。就在中国官兵欲还击日军之时，却传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19日零点30分，第七旅撤向东大营。19日上午5时50分，日军全部占领北大营。
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第2师团第29联队也开始向沈阳城区进击，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团又与独立军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东北军东大营进攻，东北军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东大营。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 ，一夜之间，沈阳全面陷落。与此同时，9月28日夜，日军还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全面攻势，19日先后攻占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长春，是南满铁路的北端，是东北地区的重镇，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省军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长春失陷。
长春沦陷之后，吉林形势紧张真情 为。由于当时熙洽掌握着吉林的军政大权，熙洽本人是清朝宗室后人，受日本影响较多，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接受培训，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恰好是其教官。因此，在日本人大迫通贞的策动下，熙洽公然投敌卖国。9月20日，他与日军接洽投降事宜，21日下午8时，多门师团一弹未发占领吉林。吉林军大部战士，拒绝接受缴械，在李杜、冯占海等将领率领下走上武装抗日的正确道路。
与此同时，关东军以进兵吉林为由强烈要求驻朝日军越境。21日下午1时20分到4时30分，驻朝日军开始擅自越境，加入到侵略东北的行动中。
由于进犯北满的计划被军部否决，日军在9月22日进攻哈尔滨被制止。当天，关东军将部队开进郑家屯，24日占领洮南，妄图占领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日军遭到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的坚决抵抗，由于力量悬殊，中国军队于11月18日撤往海伦。19日，付出相当代价的关东军侵入齐齐哈尔。至此，日军侵占了辽、吉、黑三省省会。在东北，还有锦州和哈尔滨未曾占领，日军肯定是不会放过的，因为前者是入关门记，后者是北满政治经济中心，苏联势力的大本营。
为配合进攻锦州，1931年11月8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导演一场"天津事件"，他唆使一些无赖，以李于春、张壁为首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租界日本兵营海光寺为基地，向"租界开枪攻击"，妄图以此制造摩擦，达到以下两个目的：一是制造纠纷，可以支援天津军名义进犯锦州；二是借机将溥仪秘密运送到东北。但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日军只能利用土匪侵犯锦州。为制造进攻辽西的借口，土肥原于11月26-29日又制造了第二次"天津事件"。与此同时，日军大力向东北增兵，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便批准关东军以"讨匪"之名进攻锦州。12月17日又向关东军颁发了增派第八混成旅团的奉敕命令。21日日军对辽西展开全线进攻；右翼占领了法库、彰武，把重点置于营沟线即营口至沟邦子一线。26日，日军完成进攻锦州的准备。12月27日日军再一次大规模增援关东军，抽调了第9师团的第三十七混成旅团和第三师团的重型轰炸机中队。日军集中兵力，准备与东北军决战。12月29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占领盘山；30日日军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也完成了对辽西重镇打虎山的占领。至此，作为重点的左翼营沟全线已被关东军占领。日军集结于大凌河左岸，准备进攻锦州。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拥有优势兵力并已做好抗敌准备的中国军队却临阵脱逃。在关东军还未占领大虎山、沟邦子，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于12月29日向各军下达了向关内撤退的命令。第二天早晨，中国军队向关内全面撤退。1932年1月3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占领锦州，数万重兵，不战而退，实在令国人为之痛愤。
锦州一陷落，日军立即调头北侵哈尔滨。在此之前，板垣征四郎又捧起一名汉奸张景惠，此贼原为坐镇哈尔滨的东三省特殊区长官。1931年9月27日张景惠成立了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名为维持治安，实为"以图镇压当地防军之反日行动。"10月初，在哈尔滨成立的以诚允为首的抗日的吉林省政府，竟被张撵至宾县。
由于张景惠的叛变，为关东军进犯哈尔滨提供了借口。但日军认为如果以日军主力进攻，会有国际舆论压力。因此，1932年初，日军利用吉林伪军于琛征部打着剿匪名义北上进犯哈尔滨。于琛征为黑龙江人，1925年任吉林陆军第56师师长，后因失职而被降职，"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投敌，在日军授意下成立所谓的剿匪军，进犯哈尔滨。1932年1月，于部在哈尔滨遭到冯占海、李杜等部的痛击而溃败。
利用于琛征的伪军阴谋失败后，日本第2师团于1932年1月29日在长春集结，准备亲自上阵。在哈尔滨，抗日的冯占海、李杜、丁超部也严阵以待。1月31日，日军开始发动疯狂进攻，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抗日军与日军激战3天3夜，终因实力相差太大而败退，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至此，日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从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2月5日，短短数月之内，国民党因为梦想着国联的力量，遵守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执行着"绝对不可抵抗"的命令而最终将数千里大好江山拱手与人，国人无不为之激愤。然而，在这些败退溃逃的阴影下，我们仍看到了希望，东北数千万同胞仍不屈不挠，东北的众多热血男儿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用自己的血肉、血汗、血泪，谱写了一曲短暂但却能促使国人惊醒的慷慨雄浑的悲歌。
对日思维需要调整 一味让步不会换取日本的友好
[url]http://news.tom.com[/url] 2003年08月25日15时47分来源:中国新闻网中新网8月25日电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认为，处理中日关系应从国家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那种以为一味的让步就可以换取日本的友好的“新思维”，也是天真的，对日思维需要调整。
在发生了侵华日军残留毒气伤人事件之后，小泉内阁的部分阁员和一些国会议员再次于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58周年纪念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予以谴责。
文章指出，历史问题是横在中日之间解不开的结，中国一直要求日本正确地对待历史，却一直不能得到满意的回应。显然，日本对“正确”的理解与我们有所不同。
中国人在要求日本进行道德上的反省时，其实是将我们眼中的中日关系史当作了历史的全部，忽略了对对手应有的了解。用德国政府在战后的忏悔来反衬日本的顽冥不化也是不恰当的。
首先，如果说在德国历史上，纳粹思潮属于“基因突变”的话，那么军国主义在日本就是遗传；其次，纳粹势力在二战中被盟军摧毁，其后又在纽伦堡受到了彻底的清算，而日本则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投降，军国主义势力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存；再次，战后的德国——无论东德还是西德——在盟军的监督下建立了与纳粹完全不同的政权，而美国则在日本保留了原有的政治体系。
提醒我们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回归的人其实忘记了，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政坛根本就没有中断，“回归”其实是个伪命题。日本承认了在战争中的失败，却从未承认发动战争是错误的。
文章说，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处于第一位的永远是国家利益，道义问题不应在国际关系领域永远占据重要的位置。在道德层面上要求日本彻底反省历史是必须的，但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其局限性。同样，那种以为一味的让步就可以换取日本的友好的“新思维”，也是天真的。
处理中日关系应从国家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与其要求日本道歉，不如踏踏实实地索取民间战争赔偿；与其指责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不如尽早作好应对的准备；与其抵制日本的新干线，不如集中精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
日本不敢正视二战历史 德国认罪却赢得世界尊重
[url]http://news.tom.com[/url] 2003年08月22日08时03分来源:中国青年报8月15日发生的一些事情总能触动中国人的神经，58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年围绕“8·15”发生的两件事令人格外感慨。一是德国决定为二战期间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建造“大屠杀纪念碑林”，尽管这一争论已在德国国内进行了10年，但争论的结束表明德国希望借此表达勿忘历史的决心。另外一件发生在中国的近邻日本，8月15日，日本政府防灾相鸿池祥肇、农林水产相龟井善之、经济产业相平沼赳夫、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谷垣祯一4名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
两个曾经几乎犯下同样罪行的国家，数十年后对待历史的方式却如此迥异。纪念二战历史，最为经典的画面就是1970年12月7日，在缔结苏德条约3个月后，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签署了波德条约。在签字前，勃兰特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前献花圈，并在华沙犹太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50万犹太人下跪志哀：“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能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这一简单动人的赎罪姿势和真诚的波德条约不仅化解了这两个相邻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对勃兰特本人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深深敬意。可说是“一跪泯恩仇”。1971年10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勃兰特197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当晚，德国青年举起火炬，络绎不绝地来到勃兰特的寓所，向他表示衷心祝贺。亚洲日本的领导人也下跪了，但跪的不是千千万万的亚洲邻国的受害者，而是当年肆意屠杀无辜生灵的“刽子手”。
日本在战后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谢罪”立场，但始终不能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向亚洲人民表示忏悔，反而在不断地刻意歪曲历史。在当年和平反战的大气氛下，日本政府的高官一旦在历史问题上“失言”，不仅会丢官，还会遭人唾弃。随着日本政坛大气候的改变，高官频频“失言”，甚至信口雌黄，不仅相安无事，反而会捞到丰厚的政治资本。参拜靖国神社本来也是日本政坛的禁忌，但是1997年后，日本的首相和大臣一再参拜，明目张胆地向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军神”致敬，认为他们是为亚洲带来和平。今年6月19日，小泉首相针对中国外长李肇星提起他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破坏两国关系的言论表示“不悦”。他说，“我不这样认为”，并声称将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媒体已经放出风来：首相不但不是“事不过三”，而是会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
新加坡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不少新加坡人都会去献花。笔者日前访问新加坡时，特意参观了这座纪念碑。据介绍，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居民曾一度想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纪念碑迁到郊外。日本领导人就不说参拜了，起码可以鞠个躬，献个花吧，这样的行动都没有出现。直到1995年村山富市才去献了花，成为第一个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可见，日本领导人所谓人死后就应该得到尊敬和宽容对待的说法是内外有别的。
否认历史，甩掉“历史包袱”似乎已成为日本政治家的共识，也是日本的选择。日本本来是个历史感很强的国家，喜欢传统节日，不会轻易忘记古代的事情，但却总是没有勇气面对现代。淡忘历史是日本战后的风潮。懂历史的日本人，目前不敢谈历史；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却又歪曲历史，盲目相信保守派出版的歪曲历史的书籍。“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名词都被一一踢出历史教科书。
德国却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二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然而在当今德国，回忆纳粹希特勒给人类造成的那场浩劫，已成为人们的一项道德义务。德国政要把教育下一代、防止历史重演看成是自己的责任。
30年后，德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沿着勃兰特的足迹又踏上了波兰的土地：2000年12月6日中午，施罗德总理在对波兰进行短暂访问期间，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个花圈。随后，施罗德为安放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附近的勃兰特纪念碑揭了幕。阳光下，纪念碑浮雕上这位领导人下跪的侧影显得凝重而神圣。历史再次昭示：一个民族因为勇敢和真诚而伟大。
德国勇敢面对历史和真诚的道歉，不仅赢得了宽容与尊重，也使战后欧洲建立起与东亚截然不同的信任关系，德国也成为欧盟的主要领导力量，并且深受世界尊重。而日本则在教科书、靖国神社、“慰安妇”等问题上每年都要遭到邻国的批评，国际信誉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质疑。这样的日本又怎能建立起所谓的“与21世纪相称的关系”和树立大国形象，又怎能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一个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日本解不开邻国的心结。(中国青年报/石洪涛) 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建设兴盛的家园
打铁必须自身硬.
做科技和经济的巨人
9.18...
警报长鸣.......... 九一八!!
勿忘国耻!!! 历史不能忘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九一八!!
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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